成都四建VS国栋集团 之间的保函欺诈纠纷案中原告成都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四建”)为保函申请人,被告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栋集团”)为受益人、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南山支行”)为担保人。

2013年10月9日,国栋集团与成都四建、四川国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内容为国栋·南园贰号土建、安装、装饰等施工图范围内的所有内容总承包;开、竣工日期为开工日期暂定为2014年2月1日,竣工日期暂定为2014年12月1日;工程总价:369127351.40元。

2013年10月24日,应成都四建申请,建行南山支行以国栋集团为受益人开具《履约保函》(编号:建保2013-1007-5795)。载明:鉴于《施工合同》履行需要,我行特开立金额为36912735.14元的履约保函,并不可撤销地承诺:

1、受益人在保函有效期内向我行发出书面索偿通知,该通知须说明申请人没有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不管申请人提出任何理由,在我行收到受益人的书面索偿通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支付累计不超过上述最高担保金额的款项。本行付款义务完全独立,不取决于任何交易、合同。

2、本保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或2014年12月30日止(以上述两项时间较早者为准)。

建行南山支行分别于2014年12月15日、2016年1月15日出具《保函修改函》,延长上述《履约保函》期限至2016年7月3日止。

2016年5月3日,国栋集团向建行南山支行发出《索偿通知书》,写明:“成都四建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予履行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该《索偿通知书》盖有国栋集团法定代表人印章以及公章。建行南山支行认可2016年5月5日收到上述《索偿通知书》。

四川省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成都四建是否是适格原告;国栋集团索偿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否无效;建行南山支行应否终止向国栋集团支付《履约保函》项下金额。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成都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上述案件中,发生保函欺诈纠纷时,首先要确定三个问题。

  • 管辖权问题

无论是对原告还是对于法院来说,管辖权都是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对于原告来说,弄清管辖权问题是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的前提;对于法院来说,拥有合法的管辖权,是法院受理案件和作出有效裁决的前提。在上诉案例中,成都中院拥有此案件的管辖权。

  • 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法院独立审理保函欺诈纠纷案件时,通常应适应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实践中独立保函担保业务日趋成熟,而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保函规定》”)通过2016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8次会议,于2016年11月18日发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 欺诈例外与止付令的适用问题

欺诈例外原则是在一个独立的第一性支付义务的履约保函项下,欺诈或滥用法律权利构成一个有效的抗辩理由。《保函规定》第十二条列举了五项认定保函欺诈的情形,若保函申请人意图通过适用“欺诈例外”原则要求保函开立人拒付保函,其应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受益人的索赔符合上述五种情形之一。在受益人向保证人申请索赔时,就保证人或申请人而言,如其认为受益人构成欺诈时,其可例外地援引基础合同作为抗辩,作出止付决定。

因此,在上述案例中,当成都四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国栋集团明知没有付款请求权而滥用诉权情形,且成都四建也未能举证证明国栋集团的索偿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其他欺诈情形时,成都四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成都中院未支持关于国栋集团索偿行为构成欺诈、索偿行为应属无效的主张。